在上一篇《“高貴的單純”——范斯沃斯住宅代表了誰的意志》一文當中我們提到了早在1926年，密斯就引用黑格爾的名言宣稱：“建筑是被轉譯到空間的時代意志”（Architecture is the will of an epoch translated into space.）。而他認為由歷史條件決定的技術就是這種意志。

著名的建筑史家及評論家肯尼斯·弗蘭姆普敦在他的《現代建筑：一部批判的歷史》里提到：密斯1933年參加國家銀行方案競賽的設計，標志著他創作中的一個轉折點，即從非正式的非對稱性轉向對稱的紀念性（吐根哈特住宅（1928）、巴塞羅那德國館（1929）都采用了非對稱的風車式平面），而這種轉向紀念性的行動，最后終結于一種高度理性化的建造方法的發展。[1]

在1933年至20世紀50年代初期，密斯的作品搖擺于非對稱與對稱、現成的技術與技術作為紀念性的形式之間。[1] 這一點從范斯沃斯住宅（1945）當中也可一見端倪。

范斯沃斯住宅由一個主體建筑和其南側的一個過渡平臺組成，主體建筑中有高度的對稱性，但這兩部分結構的重疊當中又體現了非對稱性。而主體建筑的架空則體現了紀念性。


范斯沃斯住宅同樣也是采用了一種高度理性化的建造方法，其內在的建造邏輯十分的清晰。密斯采用了一種“勻質網格”的秩序，直觀的體現就是平面上的矩形網格，這些網格又與建筑的結構體系相關聯相對應。主體建筑由四組工型鋼柱撐起，柱距為22英尺，而一個柱距又被工型鋼梁（隱藏在頂棚及底板內）等分成了四份（即5英尺6英寸 (1英尺 = 12英寸)），這每一份又與地面上的兩塊矩形的石灰華大理石鋪塊相對應，即每一塊矩形鋪塊的長度為2英尺9英寸。這就形成了建筑在開間方向上的模數遞進體系。

而由于住宅在進深方向上只有一跨，在此方向上就無法形成模數遞進體系，它的尺寸只與建筑沿這一方向布置的基本構件的尺寸相關。即最直觀的石灰華大理石鋪塊的寬度定為了2英尺，這個尺寸也與隱藏在頂棚和底板內的混凝土預制板的寬度一致。

上述兩個方向的模數網格疊加，就形成了一個以地面石灰華大理石鋪塊為直觀表現的基本模數網格。每個基本網格的長度是2英尺9英寸，寬度是2英尺。


當然，這是幾何秩序，在實際的建造中還要處理表皮與網格秩序之間的關系。密斯在住宅的屋頂和底板外沿（即石灰華大理石鋪裝網格結束的地方），包裹了一圈高1英尺3英寸、寬4英寸的槽鋼。從形式上看，這一槽鋼“封邊”的寬大腹板顯示了底板和頂棚作為一塊有厚度平板的幾何完整性，而其是密斯第一次從建造的意義上為表皮提供了存在的根基。

在這一圈 4 英寸寬的槽鋼上，玻璃表皮的底部得以了承托，在上部得以了收頭。可以說，范斯沃斯住宅中的玻璃板片已經徹底獲得了獨立、清晰和完整的建構根基。



在表皮之外則是四排工型鋼柱，這些鋼柱與頂棚及底板的連接是側面焊接，但密斯追求的仍是構件在建造邏輯上的清晰界定，他近乎執拗地將工型鋼與槽鋼間的焊縫打磨干凈。這些工型鋼的尺寸是 8 英寸見方，正是兩倍于槽鋼的寬度。

至此，范斯沃斯住宅在進深方向上的基本幾何秩序已經變得非常清晰，從北向南依次是柱子所在的 8 英寸寬的結構虛擬條帶；然后是 4 英寸寬的底板和頂棚封邊槽鋼，也即表皮條帶；接下來是 14 格 2 英尺寬的石灰華大理石鋪裝；最后是與北面對稱存在的 4 英寸寬表皮條帶和 8 英寸寬的結構條帶。

至此，一個完整的幾何秩序已經完整。主體南側的獨立平臺在這一方向上繼續重復了這一幾何秩序，唯一的區別在于它表面的石灰華鋪裝只有11格，而非主體內的14格。另外，它與前者共用了其間的兩根長柱，即兩者中間的結構條帶可視為重合。[2]

但密斯在主體建筑中，在其西面留置了七分之二的空間作為入口門廊和休憩平臺，這里的表皮由于無法甩出而對整體的勻質造成了一部分的破壞，即住宅無法在東西向上圓滿地實現清晰的幾何建構邏輯。所以說范斯沃斯住宅是密斯走向技術的紀念性化過程當中的重要實踐，更因為它是首次從建造的意義上為表皮提供了存在的根基。

參考資料及注釋：

1. 肯尼斯·弗蘭姆普敦：《現代建筑：一部批判的歷史》，張欽楠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4，第260頁
2. 湯鳳龍：《“勻質”的秩序與“清晰的建造”—— 密斯·凡·德·羅》 著，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第77頁
3. 永久鳴謝：Flickr，wikimedia 以及所有采用CC協議的平臺、個人